人群中可能没人会看出宗庆后是个富商--老土的夹克衫、黑布鞋，出差用的拉杆箱已经磨得很旧。

　　因为穿着普通，这个中国最有购买力的人，曾经在机场的免税店遭过白眼。

　　宗庆后所在的杭州市上城区，最早响应号召搞校办工厂是因为缺钱。教室是破的，上世纪80年代老师的月工资35块，一家几口只能睡高低铺。捉襟见肘，拿什么办教育?

　　创业初期，娃哈哈没人懂技术。宗庆后从胡庆余堂借调来一名年轻技工。说好三个月又三个月，眼看到了娃哈哈营养液研发的关键阶段，借调期满了。民营小厂拿什么留住国营大厂的人才?

　　宗庆后跑去家访，看见这位技工一家几口挤在一间小屋里。于是，教育局刚刚奖励的一套65平方米的房子，他转手送了出去。

　　宗庆后一家人没能住进新房，继续挤在一间小屋里。但人才留住了。产品面市，娃哈哈才算在市场上站住了脚跟。

　　局面打开了，但娃哈哈还是小厂，产能和需求不匹配，经销商那头等货上柜，厂里加班加点还不够，厂房也太小。1991年，政府搭桥引线，只有10多名正式工的娃哈哈兼并了2000多名员工的亏损国企杭州罐头厂。

　　当时有人批评他“瓦解国有经济”。宗庆后不语，拿出一套“胡萝卜加大棒”政策，打破大锅饭，赏罚分明。很多一直“想不通”的国企员工，对他这套东西也报以掌声。这在宗庆后看来顺理成章。市场经济嘛，有活干有钱发，让工人看到实惠。

　　没有科班出身的管理营销理论，多走多看，这是宗庆后的法宝。全国各地跑市场，他一年有200天在路上。

　　不出差的时候，他的生活就是“两点一线”。清晨六点多拐入弄堂，钻进常去的早餐店，叫一份两块钱的大饼油条。吃完，走进立交桥下的小楼开始工作。直到深夜，顶楼的办公室还透出黄色的灯光。

　　直到今天，不少人忙着上市、贷款融资，而宗庆后津津乐道的是娃哈哈“不欠银行一分钱”。楼市他不碰，金融股市也不涉足，实实在在干他的实体经济。

　　市场变化太快了，只想明天，不想未来，这是宗庆后常常挂在嘴边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