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如何影响中国改革

　　新京报：你提出“网络倒逼中国改革”，也有观点认为“草根力量互动政府变革”，微博真能发挥这么大的影响力吗？

　　祝华新：我相信倒逼机制。33年前的中国改革，是三中全会借力民间的“天安门诗词”、“伤痕文学”、《于无声处》；今天，通过微博等网络载体，政府与民间自组织力量合作，推动“社会管理创新”。所以，“网络倒逼中国改革”的说法才会引起一些共鸣。因为政府和民众的沟通进入了真正的互动时代。

　　在今天，网络舆论是不是为社会管理提供了巨大的民间道义底盘，从这个角度来说，不能低估互联网已成为中国社会进步的非常巨大的推动力量。

　　新京报：你如何定义这种影响？

　　祝华新：举一个例子，今年成都的听证达人胡丽天，胡丽天几年之间报名中签二十多场听证会，当时大家怀疑她是“最佳群众演员”，是当地政府部门的托儿，但事后证明，主要的问题是听证会报名报不满，所以一个热心的老太太才不断地中签。《人民日报》还专门写了个评论，就是胡丽天事件提醒我们，4.85亿网民成天在网上批评社会批评政府，为什么放着改良制度的现实渠道视而不见，或者就根本不感兴趣呢？虽然这个听证会制度本身也要改进，能不能有效影响决策也是个问题。

　　这个案例，更多的是提醒我们，不是光在网上骂娘就能解决问题，我们希望“倒逼”，更多是促进制度的改进、改良，而不是简单地宣泄一种情绪。

　　所以，我一直有个基本观点，就是互联网要释放社会焦虑，而不是加剧社会焦虑，是寻找社会的最大公约数，而不是扩大社会的分歧。关于“倒逼”，我就想进行这两个界定。

　　新京报：“倒逼”其实就是一种互动。

　　祝华新：是的，倒逼是激活体制机制，敦促政府积极地回应民意。倒逼不是造反，更不是取代，我始终还是把它理解为在互动的范围内，希望形成顺畅的沟通良性的互动。只是希望让政府变得更加敏感，对民众的诉求能及时作出回应，最终还是引导网上的舆论能量能够到网下现实的政治参与中来。

　　官微需要学习，也需要人们的包容

　　新京报：学者胡泳提出了“政府微博三原则”：“直面评论”，“请讲人话”，“结果为上”。你认可这个观点吗？

　　祝华新：这三个原则看似简单，但是我觉得还是非常精辟，也有前瞻性，这个也会越来越多地成为主流媒体和党政机关的共识。

　　“直面评论”就是我们一直强调的要直面问题而不是回避问题；“请讲人话”就是强调的从心态到语态都要有个革命性的变化；“结果为上”，就是网络舆论的应对和引导是第二位的，解决民众的实际利益诉求是第一位的。

　　新京报：按照这个观点，是否现在很多官微都不合格？

　　祝华新：关于官微合格不合格，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就是微博是个新生事物，我们大家都有个学习的过程，有个摸爬滚打的过程。一些官员，哪怕是新闻界出身的官员，在开通政务微博和网民沟通时都有一个摔打的过程。

　　比如说云南省红河州委常委、宣传部长伍皓，就有三种身份：官员、媒体人和网民，尤其是资深网民的身份，他这三种身份拿捏得很辛苦，也搞得自己伤痕累累。

　　我觉得都有个学习的过程。就是普通民众上网，也有个学习的过程，比如说如何转发新闻，过去可能轻率地就转发了，现在还有微博站方和民间的辟谣账户盯着，不由得就会谨慎很多。公众人物也有这样的问题。

　　所以，特别建议面对微博这样的新生事物，政府和普通的网友，都是互联网上的同学，都有一个相互学习，相互提携，相互包容，共同成长的过程。

　　新京报：技术不过硬，所以也出现很多笑话，比如“微博开房”，微博上骂记者。

　　祝华新：我们也确实希望官员要提醒自己，避免把官场的某些“八股腔”搬到微博上来，如果说这种“八股腔”，在某些会议场合还显得不是那么刺眼，但如果放到以互动交流、以信息自由流动的微博上的话，数亿网民每个人的眼睛都是雪亮的，在这样一个场合，你的八股强调就会显得刺眼、刺耳。

　　新京报：现在有一个现象，似乎开了微博会经常出问题，引发争议，而不上微博或许还会安全一些。你怎么看？

　　祝华新：我有一个观点，不少人可能看不惯伍皓，可能也批评过杜少中，但是冷静地想想，还有多少官员你想骂还找不到地方。对于有勇气站出来跟你对话的，哪怕他对话的方式不是很纯熟，还很青涩，是个菜鸟，也希望多体谅他们，多包容他们，多给他们一些掌声。

　　官微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

　　新京报：民众和舆论的期待很高，政务微博如何发力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祝华新：一个成熟的政务微博，不仅要善于回应个体的提问，更要主动地宣讲政策。网络舆论真正对政府形成质疑的应该始于孙志刚案，从那以来，政府在网络舆论场上应该说始终处于守势，处于被询问、被质疑、被挑战的状态，能不能以政务微博的大量出现为开端，以微博为主要的舆论场，变被动为主动？

　　一边回应民众的利益诉求，一边进行积极的诚恳的有效的政策宣示，主动设置议题，把握网络舆论的主动权，在《中国青年报》上我说的是“打响政府公信力的保卫战”。

　　新京报：政务微博会不会像新闻发言制度一样，最后出现“发言者无权，有权者不发言”的困境？

　　祝华新：确实有这个问题，但是反过来说，我觉得微博也只是政府对外信息发布的渠道之一，不能指望政务微博扮演它承担不了的角色，它只能对它能承担的那部分发言，或者说它更多的是体现一个倾听者的姿态，让沉没的声音得到尊重，同时也别指望把政务微博办成网上的第二个信访室，用政务微博来取代现实中的办事机构和利益调处机构，更多的是指导民众如何在网下利用现有体制的一些制度渠道去解决。不能指望政务微博变成了网上办公，网上办事。

　　新京报：很多人上微博反映问题，也是因为其他诉求渠道受阻，希望在这里能解决问题。

　　祝华新：最重要的是让民众感觉他们的声音被倾听了，得到了尊重，同时把网上的利益意见疏导到网下来，这是我们的一贯观点，就是把网上的能量变成网下的有序的政治参与，而且是借助网上的舆论能量来改进我们网下的政治参与的渠道，而不是取代这种机制。你说的“发言者无权，有权者不发言”，我觉得首先是对政务微博解决问题的功能不要寄予无限期待，它只是有限效应，这个要老老实实承认，所以我们强调政务微博是有限回应民众诉求，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政务微博的意义，就在于借助网上的舆论压力，网上的民众呼声，去提醒、唤醒、激活、疏通网下的办事渠道和利益调处机制。

　　政府需要“首席信息官”

　　新京报：现在对政务微博的十大排名，粉丝数量往往是重要参考系数，而粉丝数量作为标准，未必科学。你怎么看？

　　祝华新：我认为比较高级的阶段就是能主动设置社会议题，这都是比粉丝重要的多的，而且粉丝不是网站送给你的，或者使用其他形式获得的，更多的是靠你的坦诚，一个是直面问题不回避问题，第二个是展示政府的诚意或官员的人格魅力，人气是靠这么积累的。

　　新京报：报告提出政务微博发展应“建章立制”，明确政务微博的定位，建立健全相关制度。这样的话，政务微博的活力是否会衰退？

　　祝华新：规范管理我觉得是必要的，因为政务微博和社会微博的最大区别，就是社会微博代表的是个人，政务微博代表的是公权力，公权力说话当然要有一份谨慎，民众的期待也不一样，即使是大作家大学者，民众也仍然把他看成是个体，但是哪怕是个小派出所，民众也会把它看做公权，因为民众是以一种纳税人的心态看待公权的，承载着很多期待，所以我觉得政务微博当然要规范。

　　新京报：是否要规范，还是有争议的，会不会出现“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情况？

　　祝华新：因为现在政务微博中，有些党政部门并没有准备好相应的人才，并且相应的制度可能还没制定，应有的心理准备恐怕也严重不足，特别是迎接网民挑战和网民近距离肉搏。微博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肉搏式的意见表达，你没准备好不行，另外还有些配套，比如说舆情监测要先行，你要了解主流民意。在机关报上可以自说自话，甚至可以自娱自乐，在微博上就行不通。我主张是要规范，包括必要的授权，政务微博因为是代表公权，代表一级组织和单位，应该得到规范授权。

　　新京报：这样说的话，是否有些超出了微博的范围？

　　祝华新：设立政务微博，我认为能不能提这个口号，实际上前几年就有人提出来，今天大型企业和政府应该设立CIO首席信息官(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政务微博今天更需要首席信息官这样的职位，政务微博是个专业活，不是说政府官员天然的就是政务微博的一个好的发布者。从新闻发言人通稿式的信息发布，到现在微博的近身肉搏式的网络互动，政务微博是个进步。

　　新京报：从规范层面看，怎样把线上的交流互动和线下的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

　　祝华新：这个可以借鉴一下人民网的“领导干部留言板”，目前已经有十八个省的省委办公厅专门制定了处理领导干部留言板的文件，规定了一个解决问题的体制机制，包括解决问题的时间，责任人，办事的程序，都做了些规范。但目前政务微博解决问题有多种模式，有比较强势的“问政银川”，这个账户已成了网上的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每天鞭策着两百个银川市的党政微博，不断地叫板，一会批评银川的国资委，一会批评谁。这是一种比较强势的做法，当然还有许多柔性的做法，我觉得各种模式都需要探讨。

　　微博自身的规范管理，从根本上要把握一条就是身份把握，就是公职人员是代表公权的，不是普通的网友。网友是以纳税人的姿态在眼巴巴地期待着你，或是严厉地审视着你，看你如何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