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告商揭示社交媒体易犯的错误
诸如Facebook、Twitter和YouTube的互联网站已经迅速成为麦迪逊大街的中流砥柱,他们为登录的消费者,尤其是年轻人准备了快捷有效的工具。然而,一旦社交媒体网站违背了社会道德,将会有比传统广告方式能够造成问题更加令人烦恼的并发症。
在2011年,一些美国广告巨头了解到了社交媒体是如何自食其果的。这种失败影响到了像美国家庭人寿保险(Aflac)、Chapstick润唇膏、克莱斯勒、Kenneth Cole、网飞公司(Netflix)、澳洲航空这样的一流品牌。在一些案例中,一些损伤是自己造成的,例如Kenneth Cole在Twitter上发布了一条关于埃及“阿拉伯之春”运动的玩笑,以及ChapStick润唇膏在其Facebook粉丝主页上反复删除了关于一条新广告的批评性评论。
在其他案例中,品牌成为了被殃及的受害者,例如为美国家庭人寿保险(Aflac)广告中给鸭子配音的喜剧演员吉尔伯特-高特弗雷德(Gilbert Gottfried),在其个人Twitter上发布了一条关于日本地震与海啸的玩笑——这是占美国家庭人寿保险公司市场收益中75%的市场。Aflac迅速行动以控制损伤,解雇了高特弗雷德并从广告中除去了他的声音。随后,寻求脱离困境的Aflac在全国范围内海选代替高特弗雷德的人。这一竞争引发了相当大的关注度,最终Aflac找到了由一名广播经理提供的新声音,这像是一个行事安全的人。
社交媒体和埃及革命
1月25日,社交媒体作为帮助带来政治变动工具的价值也戏剧性的得到展现。在突尼斯人1月份利用Facebook和YouTube帮助推翻总统政权之后,埃及的反对派团体受到了启发。他们同样在Facebook、Twitter和YouTube上帮助组织1月25日的抗议,即埃及的国家警察日——这是埃及倾覆穆巴拉克政府起义的开始。
超过7万名埃及人在Facebook上注册以参加抗议。在Twitter上,埃及的活跃分子,以及随后全世界的人开始使用#1月25日的标签来帮助传播抗议信息。在YouTube上,一位名为Asma Mahfouz的年轻女性活跃分子发布了一段录像,恳求埃及人走上街头。由一名谷歌销售主管和其他年轻人权积极分子秘密运营的一个Facebook主页成为了人们公开讨论其窘迫的重要平台。在Facebook上,为一个因政治原因被打死的28岁青年建立的追悼主页在一月份拥有了44万名成员。到今天,随着埃及仍然冲突不断,超过180万人成为了带着“我们都是Khaled Said”为标题这个主页的成员。
电视:我的频道,我做主
年初,奥普拉-温弗瑞(Oprah Winfrey)开启由其自己名字命名的有线频道OWN,受到了万众瞩目,这是她对媒体未来的憧憬。观众们并不像温弗瑞与其赞助商探索通信公司(Discovery Communications)想要的那样,将其迅速实现;这对媒体意味着还要持续为之奋斗。
其他人则在这一年中勇敢的跟从了温弗瑞的领导,微软全国有线广播公司(MSNBC)前任主播基思-欧伯曼(Keith Olbermann)跳槽去了小型有线电视频道Current TV;主持新贵格兰-贝克(Glenn Beck)离开了福克斯新闻频道(Fox News),并让拥趸们向其网络频道付月费;主持人里吉斯-菲尔宾(Regis Philbin)离开了“雷吉斯和凯利脱口秀”(Live!with Regis and Kelly),并开始构思新节目。比起对媒体产业分解成小块采取抵抗态度,这些明星选择接受它。
或许有一天,我们将能对自己的电视机说,“找到奥普拉”,那是谷歌和Xbox游戏机都该休息了。目前,明星们还在试图找到我们;所以,他们在拆毁一直以来将他们与公众分开的壁垒。温弗瑞开始在Twitter和Facebook上与观众交谈——而且,她好像很喜欢这样。她的频道也一样——扭亏为盈,并在电视上登出了她的网络聊天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