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对象、时段和方法
本文选取《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为研究对象，是考虑到了该报的地位和影响力。《纽约时报》创办于1851年，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该报已成为美国乃至全世界最具权威性的报纸之一。它格调严肃，不以惊世骇俗的大字标题、耸人听闻的新闻招徕读者；它信息量极为充足，对每一起国内外重大事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都有详尽的独家报道；它总是对一切事物保持冷静的姿态，用最巧妙、最职业化的手法掩盖报纸的倾向……而这一切，恰恰很集中地代表着公认的当代西方报纸价值取向[1]。
本文分析2008年全年《纽约时报》头版涉及中国的报道，包括任何主题和题材的新闻、评论、图片等。选取2008年作为研究时段是因为2008年的中国相继发生了3·14西藏打砸抢烧暴力事件、5·12汶川地震、北京奥运会的召开等重大事件，西方对中国的关注度一直较高。
二、有关内容的分析
(一)报道数量及日期分布
2008年1月至12月，每个月《纽约时报》的头版都有涉及中国的报道，总数为56篇，报道数量的两个峰值分别出现在5月和8月，分别是汶川地震发生和北京奥运会召开的月份(如图1)。其中有四天的头版上同时出现了两篇涉华报道，分别是5月14日、5月15日、5月16日和8月5日。这56篇报道中，有20篇为文字报道，1篇为图片报道(出现在5月16日，图片反映的是军人带领群众从地震灾区转移的情况。)，35篇为图片和文字相结合的报道。
(二)地点分布
这里的地点分布指的是新闻报道的发出地，从中可以看出媒体关注的焦点在哪里。
《纽约时报》涉华报道的发出地较为多样(如表1)，有的报道发自美国，有的发自中国东部、中部、西部等各个地区，还有的报道发自越南、印度、南非等其他国家。其中发自北京的报道最多为19篇，占总数的33.9%，不仅因为2008年在北京召开的奥运会引起了极大的关注，还因为作为中国的首都，政府发布信息也多在此处进行。发自北京的报道既有关于奥运会的消息，还包括经济危机、农民土地问题、地震救援、西藏问题等。排在第二位的报道发出地是四川为13篇，占总数的23.2%，内容都与汶川地震相关。发自上海和深圳的报道多涉及经济议题。而发自美国的报道则涉及经济、奥运、军事、西藏问题等多方面的内容。另有三篇发出地不详的文章为新闻分析或评论。从报道发出地的分布中，可以大致看出2008年《纽约时报》对中国的关注点在哪里。
(三)内容类别
为了方便研究，现将2008年《纽约时报》头版涉华报道的内容分为以下几个类别(如表2)：
从数量上来看，2008年《纽约时报》头版涉华报道中涉及最多的类别是北京奥运，共有18篇，占总数的32.1%。与北京奥运相关的报道的时间跨度也较大，最早的一篇出现在1月24日(Olympic Teams Vying to Defeat Beijing’s Smog)，最后一篇则出现在8月24日(After Glow of Games， What Next for China?)，整整7个月的时间中，围绕奥运会，对新北京的面貌、北京的空气质量、奥运会开闭幕式、志愿者、安保情况、互联网监管、运动员备战等方方面面的情况作了详实的报道，还有联系中国的改革、经济发展、奥运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等所做的新闻分析和评论(如China’s Leaders Are Resilient in Face of Change)。数量上占第二位的是关于汶川地震的报道，除了5月份有14篇对于救灾近况、受灾群众的逃生及生活状况、中国政府对抗震救灾的反应、校舍安全性问题、国际救援、洪水威胁等问题的集中报道外，在7月24日还有关于地震赔偿等问题的后续报道。关于经济的报道主要集中在2008年10月～12月，正是美国的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并开始向全球蔓延的时间，同时2008年恰逢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改革30周年，因此，《纽约时报》对中国经济的过去进行了简略回顾同时也对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向进行了分析。西藏问题也是2008年《纽约时报》涉华报道的一个重要议题，涉及西藏问题的报道分别出现在3月至5月，其中3月份关注的主要是拉萨的打砸抢烧暴力事件以及中国政府的应对，4月份主要关注的是在美中国留学生抗议西方媒体对西藏问题的报道，而5月份则关注了汶川地震使得西藏问题产生了怎样的变化。
三、文本分析结论
从总体上来说，2008年全年《纽约时报》头版的涉华报道内容可以概括为这样一句话：改革开放和经济改革三十年来，中国逐渐发展为世界舞台上的一个大国、强国，在经济、社会、国力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仍然是一个不够自由、不够民主、不够开放、人权得不到充分保障的国家。本文试图从国家利益、意识形态、美国民意等方面分析《纽约时报》为何选取这些角度报道中国。
(一)国家利益的需要
美国和中国分别是当今世界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社会上都享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美国希望中国通过改革渐渐向他们所倡导的“民主、自由和文明”靠近，但同时又担心一个日渐强大的中国会成为美国潜在的威胁。美国亨利·卢斯基金会副主席特瑞·罗兹对此总结道，“美国人对中国的感情是一个爱恨交织的历史循环，我们对中国的态度是充满矛盾的。当中国国力衰弱、疆土分裂时，中国在美国的形象往往比较正面，但当中国强大起来并具备向外发展的潜力时，美国的中国形象则趋于负面。美国人对中国的这种不确定的、自相矛盾的看法影响到美国媒体对华报道的价值取向，同时媒体又反过来进一步左右了美国普通公众的对华认知，这种交互作用最终反馈到中美关系上，必将深刻影响日后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和走向” [5]。
(二)意识形态的差异
在美国意识形态这个词带有贬义的色彩，他们往往用价值观、信仰等词代替意识形态，但实际上，意识形态对个人甚至整个国家都有着潜移默化、不可避免的影响。民主、自由、开放、多元化、人权、个人主义等主流价值观深深烙印在美国人的思想中。美国的意识形态根植于一种自由的个人权利观。这一核心理念是美国的立国之本，美国人眼中的世界只有两个——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世界和以美国的敌人为代表的‘邪恶世界，而美国的使命是要捍卫自由世界和消灭邪恶势力[5]。
追求新闻报道的客观、平衡向来是《纽约时报》信奉的理念，然而绝对的客观是不存在的，以我观物，则物皆着我之色彩，《纽约时报》所展现的中国是西方主流价值观关照下的中国，是带着“社会主义妨碍政治民主和个人自由”的前见截取的关于中国的图景。因此，《纽约时报》头版会一再关注中国民众抗议政府的行为、政府对互联网、宗教信仰等的管理、人权倡导者的活动等，这是美国人不理解、不认同的中国，也是他们认为中国需要被改变、被拯救的地方。
(三)美国民意的影响
美国媒体的商业性导致媒体必然要迎合受众的口味，当然，对于《纽约时报》这样一份颇具影响力的严肃报纸来说，迎合并不意味着媚俗地跟着受众的喜好走，不过，它仍然会受到大多数美国人的意见即所谓民意的影响。美国学者阿尔森在谈到美国人的特性时指出：“美国人通常认为，他们的国家是最优秀的国家。它是个经济和军事强国，其影响遍及全球各处。美国人通常还认为，他们的‘民主’政治制度可能是一种最好的制度”[6]。美国民众习惯于用自己的价值观和是非标准来衡量所有的事情，甚至将推广美国式的自由民主视为己任。总的来说，美国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是十分有限的，这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东方古国、一个近代历史积贫积弱的国家、一个经历变革逐渐发展日益强大的国家，这些印象片段是模糊的、矛盾的，尤其是中国三十多年来的飞速发展可能造成美国民众心理上的不适应。
李普曼曾说：“我们不是先认识再定义，而是先定义再认识” [7]。美国对中国也必然要经历一个逐渐消除偏见、修正认识的过程。偏见未必是出于恶意，而消除偏见需要一个过程，可能是艰难的过程。从繁华中看出问题也许正是《纽约时报》所追求的深度，而无论从国家利益、意识形态还是民意影响的角度来看，深深植根于美国人思想中的自由和民主的理念都有内在的同一性，因此，《纽约时报》所选取的报道中国的角度也就不难理解了。2008年《纽约时报》头版的涉华报道中，我们听到了中国留学生的声音，尽管可能是在一定程度上被歪曲了的声音，但毕竟是一种进步。《纽约时报》的记者在报道西藏问题时写道，抗议的中国留学生并不清楚西藏人民是否想要政府推动的现代文明，那么美国的新闻工作者又是否清楚全世界人民是否想要美国式的自由民主？让世界了解中国，需要发出中国的声音，然后在不同视域的碰撞和融合中达到新的认识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