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度应邀访问台湾数月。某天在台北市的永康街闲逛时，我无意中闯入一位陶艺师的工作室兼店面。老板看起来五六十岁，面容清癯，精神矍铄，穿着旧式布衣，像一位热爱诗歌的老农，我竟然想起陶渊明！

　　老记者变身陶艺师

　　老板抬头看了我一眼，咧着嘴微笑，招呼我喝茶，像对待一位熟悉的老朋友那样。我也欣欣然，就着他的茶几和几把凳子，挑了靠近他的一个位置坐下。

　　在他身边，坐着一位时髦的年轻人，打扮是完全的日韩风，精致的发型、考究的指甲整齐洁净，我们三个人居然老熟了似的，接着他们的话茬继续聊。说了好一阵子话，他们才想起来问我，你是台湾人吗？我说从大陆来玩，老板很淡定，年轻人立即表现出典型的台湾风——“我去过大陆的上海耶！”

　　我也不客气地询问着他们，大家突然相视而笑，居然是同行，至少是曾经的同行！老板曾经是台湾最知名大报的记者，这位年轻人——老板的朋友则是进行时的媒体人，我们聊了起来。

　　老板起身，走向他的工作台，开始制作他的陶艺，我轻轻地跟了去，在旁观看许久，不忍打扰。兜转着在店里随意地欣赏起他的作品来，各式别致的陶艺产品摆满了一间50平方左右的住宅区商铺，还有和他身上材质相似的各款粗布布衣陈列着。

　　老板正在雕琢的，是一个已经烧好的陶艺茶壶，一把锋利的小刀在他手里运转自如，像绣花般精细，又像手术刀般迅捷。他头也没抬，说起他的新闻从业史，亲切得好像我只是熟知他的旧部。

　　我见着时机来了，还是没忍住好奇，问起来为什么不干新闻了？他说陶艺是他的挚爱，就是以前当记者时，写完稿子，也经常跑去找师傅学陶艺，现在年龄大一些，更是着迷，不用师傅也能自成一格了，干脆把业余当成了全部，“我每天在这里，做一天手艺，招呼招呼客人，晚上晚一点的时候，客人少了，我就开始收起陶艺，写书法，那种感觉真的很舒服。”

　　我了解他的惬意，回到自我，妙不可言，真真令人艳羡，人生不再宏大，而是细微到一双灵巧的手里，恰到好处，增减一分一毫都怕辜负了这好时光。

　　理想主义的年轮

　　台湾的新闻人，在他这个年龄，继续做着新闻的，有之，且多半已然业界大佬。但有更多的，早已解甲归田，上了岸，传媒江湖不再。

　　访问了一圈台湾的新老媒体人之后，我得出了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我的职业心理年龄已经严重早衰，老化程度相当于台湾50岁以上的新闻工作者。因为，我发现总是和他们更有话说，更有共同话题，他们眼睛闪烁着光芒，发现新大陆似的对着我这大陆妞说，“你和我们那时候很像耶！二三十年前，我们也是这样的——理想主义。”而遇见同龄的传媒人，有时倒局促得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虽然彼此很热情。

　　公允地说，台湾这批老新闻工作者看起来比二三十岁的新人显得有深度得多，他们随随便便就著作等身，很多写过新闻史或个人的从业史，文笔甚好，视野开阔，很富思想性和理想主义色彩。这显然并不仅仅由于年岁的增长，更多还是新闻的核心价值，台湾这批老新闻人，他们曾经如现今大陆的新闻圣徒那般充满了使命感，热切地思考，他们有着对宏大历史共同的好奇和眷恋，他们都曾相对排斥商业化，对今天的台湾传播业生态充满了无奈与批判。

　　我认识了一批这个年龄层的台湾新闻人，颇有惺惺相惜之感，仿佛关于新闻富矿和新闻理想主义的传说并没有中断似的。然而，他们中很多人都漂亮地转身了。

　　陆委会主委赖幸媛说自己也做过记者，现在主持两岸新闻交流大会就倍感亲切，知道大致该往哪个方向走。除政商界，新闻人也有走向学术界的，也有干脆自立门户，办起民间基金会，如“台湾好”基金会的创办人、执行长徐璐，经营着慈善事业，致力于文化创意产业及社区文化在地建设，继续着她的理想主义之梦——只不过这次的梦是“小而美”的精致。

　　另一位老新闻人陈浩与传媒的关系则是欲说还羞，藕断丝连，曾经遍任台湾平面、电视媒体从资深记者、到经理、总编等几乎各个层级职位的他，如今是龙应台基金会董事之一，还是台湾著名企业家林百里资助的博理基金会未来媒体计划主持人，致力于新媒体研究，探索网络媒体的未来可能。

　　大陆新闻人也在悄然转身

　　其实，媒体人同样的大转型也在大陆悄然发生。从早年的南方报系陈菊红任腾讯网总编，到如今互联网已容纳了相当多的传统媒体人。我熟络的广州朋友傅剑峰从《南方周末》资深编辑的顶梁柱位置挪窝腾讯，成为一名网络人，在北京的王以超也从知名的财新传媒转战腾讯，这在十年前甚至是五年前，都还是一件让人颇犹疑的事情。毕竟，《南方周末》也好，财新传媒也好，都是极富理想主义感召力的著名媒体，在这样的平台，常被视为人生如此足以。记得几年前离开南方报业的时候，也有一位大姐对我说，你还是不要离开这个大院的好，就在院子里面找找不就行吗？

　　其实，这一切无非是传媒介于转轨又未完成时的生态，人们眷恋体制但是又尝到了市场的甜头，但如果要进一步赢得市场竞争力，则必须更新当前的这个体制。一旦传统媒体在体制藩篱和新媒介遭遇战双重夹击之下没能找到突破口，那么，会有一批媒体人因为天花板瓶颈而转向更开阔的互联网。

　　至于从政的，在中国的媒体人身上并不多见，当然，党报系统较有此类空间。而那些对深度思考上瘾的人，胡泳式的学术转型不失为补偿新闻“浅尝则止”缺陷的上佳路径。当然，也有像我的一位朋友那样去公关公司的，这相当于把过去的从业经历转化成为一种新的工作资源，诸如为企业定制媒体营销策略，举办活动等等。

　　如果有人能像我遇见的那位陶艺师傅那样悠然自在奔向小而美的生活，我想，那他一定是最快乐的。

　　上一次离开台湾之际，我特意到著名的士林夜市品尝小吃，有一种好吃的马铃薯让我着迷。有趣的是，台湾的小吃店，就算是卖60元台币一盒的马铃薯这样的小食摊，铁皮车前也挂着一个小电视，反复播放各电视台曾经采访他们的报道，平面媒体的推介报道则成为最好的“海报”。

　　关注吃喝玩乐、日常生活，是如今台湾媒体的重要报道内容。如果有一天，大陆多数地方媒体的日常“新闻”是发现好吃好玩的，而不是举国关注这趟动车、那辆校车，纷纷成为只关心八卦和小日子的社区媒体，今天的记者们会在哪里呢？是那个食客还是那个报道者？